媒体真的是“社会公器”吗?

发布时间:2020-04-29 16:04    浏览次数:

我上大学时选修过一门课叫传播学基础,老师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:“记者当然以报道真相为己任,但无法否认的是,舆论是可以被塑造的。因此能否做到客观真实的报道,既考验你们的业务素养,更考验你们的良心。”

记者职业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。一方面新闻报道必须客观公正,不可以将个人的价值判断带入其中;另一方面发掘真相难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调查过程可能充满艰难险阻。因此想成为一名好记者,非得能耐得住寂寞,冒得了风险不可。我的不少同学在毕业后做了记者,其中不乏新华社、光明日报这样的大社。我很尊敬他们的职业,羡慕他们可以亲手发掘真相,亲笔记录事实,亲眼见证历史。

对一件事的价值判断从来都是由人民群众完成的,记者的责任是将事实通过媒体完整、客观地展现给群众。然而当下许多记者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事实的记录者,而是想做一个价值的塑造者。在他们眼中,人民群众不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,而是一群没有价值判断能力的、被“假象”蒙蔽的人,只有自己能够为世间带来光明,仿佛普罗米修斯式的“救世主”。

于是乎,这些记者的报道中再也不见完整、公正、客观的影子,字里行间充斥着情绪的煽动和价值的引导。他们凭借业已掌握的专业技能,开始肆无忌惮地对事实进行“加工”。这些文字的编排是如此巧妙,以致普通民众只能如提线木偶般任由记者和媒体把玩,在他们精心预设的语境中嬉笑怒骂。

更可怕的是,一旦获取信息的渠道被这样的记者和其背后的媒体所垄断,就会导致普通民众在社会上的集体失声,而他们则可以任意控制和引导“民意”,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如此一来,民众只能看到他们希望民众看到的“真相”,辅助以充满煽动性和引导性的文字,加上媒体圈互相转递分销,雇佣水军大造声势,普通受众的意志很难不受其操控。于是乎如潮水般的“民意”就这样被塑造出来,指哪打哪,无往不利。

前些年的聊城辱母案、红黄蓝,再到当下的新冠疫情,某些媒体的操作无不是如此。在他们笔下,只有武汉人民在疫情初期所遭受的苦难与悲情,却只字不提武汉人民奋勇自救、共克时艰的勇壮豪情;他们只写疫情初期湖北缺医少药,绝口不提全国驰援湖北的大爱无疆;他们只谈疫情面前的唉声叹气,却绝不会称颂“不服啄,滴血气”的鄂汉豪气。若有人质疑他们报道的真实性,则联合其他媒体和水军一拥而上,扣帽子大字报无所不用其极。此种行径与方方之流又有何异?

因此媒从来不是什么“社会公器”,相反媒体必须置于政府和民众的监督之下,否则就会形成一个“媒体特权阶层”,通过操控舆论来左右民意,然后对公权力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,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人民群众。

一位资深记者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。新千年后的前十几年里,老一辈媒体人们着实是干出了一番事业的。毒奶粉、瘦肉精、地沟油、拐卖儿童、滥用职权等乱象被曝光和整治,老一辈的记者们功不可没。这一时期媒体监督的环境很好,许多事情地方政府也乐意配合,大家一起找问题,一起去解决,尽管过程并不轻松,但终归是为老百姓办事。后来这种风气被改变了。某些记者和媒体的出发点不再是解决问题,而是要“解决”体制,他们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,将民众对问题的不满引导到对体制的不满。在此背景下,媒体监督的氛围急转直下,连一些小问题都被迫转为内参,所有人都噤若寒蝉畏首畏尾,真是让人又气愤又无奈。

当下许多记者和媒体已经到了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地步。就拿前些日子记者被打事件来说,难道不应该是记者主动表明来意,然后请求对方允许采访吗?结果他们却不顾死者家属的感情,无视墓园的管理规定,拿起手机高喊一声我是记者就胡走乱闯,若有人胆敢阻拦就是打压新闻自由,然后在报道中一通口诛笔伐。很显然特权思维已然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。

幸运的是,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得到扭转。传统纸媒时代,媒体通过把持纸媒实现了对信息的垄断。互联网的普及将垄断的壁垒击得粉碎,舆论阵地不再是几家独大的“一言堂”,每个人都可以亲手发掘事实,再不需要其他人来指手画脚。在信息扁平化的今天,为了人民利益说真话的人能博得满堂喝彩,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,夹带私货说假话的人则会遭到唾弃和鄙夷。方方之流在互联网语境下的逐渐失势就是明证。

记者和媒体还是要回归本职,架起真相与群众之间的桥梁。否则在群众的照妖镜下早晚有一天现了原形,最终淹没在口水和唾骂之中,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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