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构“慈善资本主义”,富豪捐款也讲求回报?

发布时间:2020-05-16 10:00    浏览次数:

“慈善资本主义”算是颇为新颖的概念,首先在2006年由《经济学人》编辑Matthew Bishop提出,两年后,他进一步阐述概念,并写出《慈善资本主义︰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》(Philanthrocapitalism: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),讽刺的是,成书之时正是金融海啸前后,富人似乎没有成功“拯救世界”。

在书中,Matthew Bishop梳理出西方民间慈善的五个主要年代:第一个年代始于十七世纪初,资本主义渐趋成熟,改变财富分配方法,导致人类社会首次出现平民出身的富人阶层,拉开民间慈善的序幕;英国亦于1601年制定《慈善用途法》(Charitable Uses Act 1601),亦称为Statute of Elizabeth,成为史上最早的慈善法。第二个年代是十八世纪初期,欧洲经历一连串动荡后渐趋稳定,亦开始出现股份有限公司(joint-stock company),加快财富累积,为民间慈善的兴起注入动力,英国慈善家们流行兴建医院便是一例。

第三个年代是十九世纪中叶,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,工业革命成效显著,欧洲资本家财富增长日丰,社会分化渐现,为民间慈善提供诱因及舞台。第四个年代发生于二十世纪初期,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北美,超级富豪陆续在美国诞生,石油大亨John D. Rockefeller、钢铁大王Andrew Carnegie、汽车大王Henry Ford等相继成位慈善基金会,当中Rockefeller的人生目标是“尽力地赚钱,尽力地存钱,尽力地捐钱”,成为时代标志。

Andrew Carnegie在1990年发表的《财富的福音》(The Gospel of Wealth)最具象征意义,他认为富人应善用财富帮助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,金句众多的他曾说:“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拥有巨额财富,那就是一种耻辱。”(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.)慈善的英语运用,也从charity变成philanthropy,早期“施舍”的味道慢慢消失。

两次世界大战让民间慈善的第四个年代终结,并进入接近半个世界的冬眠期,直至华伦巴菲特(Warren Buffett)和比尔盖茨出现,让民间慈善再现,也逐步发展成慈善资本主义。由此可见,富豪投入慈善事业,自十七世纪以来并不罕见,只是不同时期有所起伏,行善形式也有差异。

然而,慈善资本主义作为崭新词汇,尚未有清晰的定义。根据《经济学人》出版的《经济学A─Z速查指南》(Economics: An AZ Guide),慈善资本主义特色之一,是“富裕的企业领袖捐出大笔私人财富,并运用自己的商业才能,投资从事创新的社会型创业者,确保他们的钱有效用于解决社会问题……由于个人性的慈善事业相对上没有代理成本的问题,再结合慈善家的商业才能,在因应某些问题时会比传统政府更具成效。”象征人物之一的盖茨夫妇,更称此过程为“创意资本主义”。

新旧慈善家赚钱的方式颇为不同,旧经济年代的富豪都以实业经济为主,例如石油、钢铁、汽车业,新经济下的巨豪多数是靠科技赚钱,正因如此,或多或少影响他们对慈善作用的看法。

过去的慈善家多是“捐款了事”,甚少以个人意志加诸于受惠机构,慈善机构与企业之间互不牵扯,例如卡内基捐款兴建图书馆后,可以被收归国有,当中不牵涉消费行为,也不会持续创造财富。二十一世纪“老一辈”的慈善家、以价值投资法见称的巴菲特,捐出大部分身家给五个慈善机构(包括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、以其首任妻子命名的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、Sherwood Foundation、Howard G. Buffett Foundation、NoVo Foundation),然后自己继续专注于投资事业,甚少过问慈善机构的运作及款项用途。

然而,新一代的慈善资本家作风却迥然不同,他们讲求将资本利得的精神套用在慈善事业的营运中,特别重视经营方式与管理技术,重视投资回报,务求捐款以最有效率的方式,解决他们关注的议题。

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家Robin Rogers认为,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于三个M:Money(金钱)、Market(市场)、Measurement(测量)。简单而言,富豪投放金钱于慈善活动,同时认为市场力量可以分辨项目是否有效率,重点在于,他们追求有目标且理性地运用资源,以数据分析该项目是否有成效。

Facebook首任行政总裁Sean Parker则形容为“黑客式慈善”(hacker philanthropy),企业总裁可以自由掌控资金运用,毋须像政客般受到体制如国会、官僚架构等制衡,变相随心所欲,就像网络黑客般,另辟途径应付问题,分别只是黑客采用程式编码,富豪大洒金钱。

被认为是慈善资本主义象征人物的比尔盖茨,在2013年的《华盛顿邮报》中撰文《我解决世上难度最大的计划》(My Plan to Fix The World's Biggest Problems),强调测量方法对于改善人类生活至关重要,他回顾自己慈善事业的过往表现,认为新测量方法结合商业手段,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活已得到迅速改善。在Netflix纪录片《盖茨之道:疑难解法》(Inside Bill's Brain: Decoding Bill Gates)中,不时见到盖茨与基金会团队开会,探讨解决疾病控制(减少小儿麻痹症等疾病)和公共卫生(为缺乏干净水资源国家重新研发厕所)等社会问题的良方,他本人更是以大量阅读见称,在团队会议中侃侃而谈,发表意见,参与其中。讲求回报、效率的“慈善资本主义”,渐次形成。

不过,追求效率不是毫无缺点。着有《政策赞助人:公益、教育改革和影响力政治》(Policy Patrons: Philanthropy, Education Reform,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)一书的作者Megan E. Tompkins-Stange重点研究美国四大教育基金会,以图找出他们对公共政策、社区关系造成的影响,她访问多个基金会的内部人士,他们以匿名的方式揭露基金会透明度欠奉的问题,当中被批评最多的,正是为人称道的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。她发现,基金会不单纯是资助教育,更会试图左右教育政策走向,相当具战略意图地制定议程(agenda setting),以按照捐款者喜好的社会秩序和变革模式来制定方针,影响政府施政。有趣的是,Megan认为如果访问不是以匿名方式进行,将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,侧面反映基金会的文化。

她在接受露西葛芮妮访问时表明,矽谷巨富的操作方式让人担心,因为这群二、三十岁“富裕白人小伙子”在种族、性别议题上存有盲点。诚如她在书中所言,“主导者总是白人男性工程师,而不是黑皮肤的女同性恋社区工作者”,科技人普遍拥有的救世主心态─介入、颠覆传统、改变世界─也将导致议程出现严重偏差,未必可以惠及真正有需要的社群。

有趣的是,总部位于英国牛津的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在2017年发表题为《99%人的经济》(An Economy for the 99%)报告,明确指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全球1 %最富有者口财富,足以与其余99%人口的财富总和拉平,与此同时,全球十强公司的收入,也超过180个最贫困国家的总收入,反映财富分布严重不均。报告将矛头指向富豪及其企业,认为当企业为富人工作时,最需要经济增长的人却分享不到好处。为让企业高层获取高回报,企业不遗余力地压榨工人和生产者,并避免支付对每个人,特别是最贫穷的人有利的税收。

虽然报告没有指名道姓,却反映近年超级富豪的慈善事业、或是企业常宣之于口的企业社会责任,均对扭转这趋势无甚效果。文章认为,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,始终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慈善,尽管巨富继续捐款,哪怕是作出善意的努力,也只是为有利于富人的制度护航。

也有意见认为,慈善事业协助资本主义扩展版图,使其跳出商业逻辑的固有框架,逐渐侵入社会、文化、政治等所有领域。这也不是表面的慈善活动,内含新自由主义价值观,俨然捐款者的意志化身。慈善事业被重新塑造,类似于创业,讲求具效率、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。

专门研究政治理论及慈善活动的美国学者Amy Schiller曾在《华盛顿邮报》诘问:如果只有富人愿意捐款做慈善会如何?(What happens when only rich people give to charity?)她在文章中回答,当捐款者过度集中,只有少数组织可获矽谷小圈子精英的垂青,变相意味愈来愈少的慈善机构可以获得捐赠,尤其当他们各有盘算倡议时,更是难上加难。当慈善资金只是取决于富人的异想天开和个人利益,无法进入捐款者眼帘的族群,将无法得到照顾。

再放眼社会主义的中国,慈善之风也于近年冒起。以马云为例,他早年宣布,自2010年起,集团每年将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三用于慈善事业,以加强环保意识、鼓励节约和支援其他企业社会责任,次年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;在2014年更捐款145亿元人民币,刷新中国慈善捐赠纪录;2018年,他正式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一职,并声称会专注于慈善事业,故网民戏称他从“商业马云”转身“慈善马云”。

至于另一位中国新经济巨富、腾讯创办人马化腾,虽然被批评行善起步较迟,也在2016年捐款近139亿元人民币,以支援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范畴的慈善项目,在该年《胡润慈善榜》中称冠,腾讯共同创始人陈一丹也排名第二,捐款设立教育奖项“一丹奖”。在2019年《福布斯》发布的中国慈善榜中,三大互联网巨头BAT(百度、阿里巴巴、腾讯)的创办人也在十大之内,主要支持教育和扶贫两大范畴,当中教育更占半壁江山,中国企业家似乎乐于捐赠予母校,或设立专项教育基金。

同样是大额捐款,同样靠科技致富,但中国的慈善家如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等,却似乎与“黑客式慈善”沾不上边,他们没有试图以创新的手法解决社会问题,更像是美国上一代的慈善家,冀为社会贡献,并留下好名声。

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现实下,遑论他们有着像扎克伯格般的野心,透过慈善来增加对公共事业影响力的批评。慈善资本主义来到中国,似乎也有点水土不服。

总的来说,慈善资本主义发展至今,可谓毁誉参半。批评者普遍认为,慈善资本主义让透过不公平机制创造财富的富豪,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,将财富左手交右手,“再分配”在自己口袋中,整个过程更打着慈善这亮丽招牌,连带让社会责任掌握在利用社会谋取私利的人手中。难怪《卫报》专栏作家Owen Jones大字写道:我们不想要亿万富翁的善款,我们要他们交税。(We don't want billionaires' charity. We want them to pay their taxes.)

同时,也有人担心企业家公关思维挂帅,借慈善为名,操控公共事业为实,担心他们只是用钱买一个自己乐见的将来,但对扭转财富与权力失衡并无帮助。尽管巨富们承诺赠款金额愈来愈大,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,但也反映这个“慈善黄金时代”也是一个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的时代,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立锥无地”,少数人的巨富只会继续以牺牲穷人为代价而增长。在这个立论上,慈善资本主义无异在延长资本主义寿命,甚至美化它。不过,无可否认,如果可以让这批聪明的脑袋,以更精简有效的行事方式,解决社会问题的话,也不失为人类的福祉─前提是,企业家们最好真心诚意以解决问题为大原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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